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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文/趙小花
一：皇帝
李世民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他用暴力的行为建立了一个准则——实力可以大于法理。
当政权的交接方式被强行改变，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法理。从军事能力以及驭人之术来讲，李世民确实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天才，但这不能成为他在玄武门之下杀死太子和弟弟的理由，如果谁有能力谁就可以当皇帝，那国家就会彻底乱了套，这个动乱不会在当下体现出来，而是会给后代一个很不好的榜样。李世民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历史上极力塑造出「贤君」的模样，以示典范。这不仅是做给当时的人看，更多的是做给他姓李的后代们看，李世民是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弥补政权法理上的破洞。
但李世民不能保证他之后的每一位皇帝都能像他一样，事实上，仅仅到了他儿子唐高宗李治，国家就变了样，随着高宗驾崩，武则天掌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建立后周政权。这就是法理的破坏，导致政权交替不再那么稳固，人人都有机会，只要你有实力。
这里要弄清楚一个情况，唐朝从制度、税制、政体，都完全继承于隋朝，唐朝在管理国家手段上没有任何进步，甚至可以说唐朝是历史上最没有创新的朝代。尤其是税收，复杂且混乱的租庸调制一直困扰着整个唐王朝，任何皇帝都没有能力和决心去改善这个落后的税收制度，所以当唐朝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国家的财政系统几乎趋于崩溃。
唐朝的皇族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潜规则——相互残杀取得权力，这是目的，也是存活下去的唯一手段。唐朝皇族之间的乩杀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最残忍不堪的，父杀子、兄杀第、母杀子、侄杀姑，几乎每一次的皇位交替在皇宫内都会有一番血雨腥风的斗争。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皇族之间极其没有安全感，被怀疑的结果可能就是被杀死，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唐朝有如此多的太子「谋反」，而后被掩杀。这些「谋反」之中大多数都是子虚乌有，或者也是太子感受到了来自皇帝的步步紧逼，到了要么引颈被杀，要么举兵抵抗的地步。
而这种「不安全感」是落在唐朝国家行政体系上的每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带兵的将军们，下面，就要说到唐朝的将军们。
二：将军
数一数唐朝最兴盛时期李隆基开元盛世的名将：高仙芝、封常青、哥舒翰、仆固怀恩、李光弼、郭子仪，这么多的名将仅有郭子仪一位是汉族人，其余都是少数民族的将军。一方面，可以看出唐朝是一个多么具有融合性的朝代，另一方面，从以上各位将军的下场来看，唐朝对待功臣的态度是多么极其残酷，除了李光弼早逝，郭子仪安史之乱之后小心翼翼存活于世，其他将军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是被逼反，就是遭到诬陷而自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唐朝的将军有其特殊性，他们受到的猜疑不是来自于皇帝，而是同僚之间。唐朝文武官之间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也是最没有原则的，一般来说就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
唐朝不像它之后的宋朝，在宋朝，哪怕再激烈的斗争，都不会以杀死对方为目的，朝廷上的文武官员保持着起码的底线。如果斗争失败就下台，不会撕破脸非常要把对方弄死。实际上这是需要很成熟的政治体系才可以达到这种平衡，其中需要皇帝的宽容，大臣彼此之间的谅解和整个朝廷平和的政治氛围。
在唐朝，甚至历史上人们认为的那些「名相」们，如姚崇、房九龄，我们理所应当的认为他们是儒臣，是贤臣，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些贤相都是朝廷之中斗争的高手，他们你推我踩，掌握着斗争的精髓，甚至置对方于死地都是常有的事情。
唐朝政体怪异的地方在于皇帝可以任意杀死一位哪怕掌握着极大权力的将军。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政体在惩罚失败将领的时候，有着一套合乎规定的流程，是不太可能凭着皇帝一时的怒气就把大臣或者官员杀死。当高仙芝和封常清死守潼关让安禄山无可奈何的时候，玄宗见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自己，于是开始怀疑起死守而不进攻的两位大将，另外在监军（太监）的挑唆下，玄宗竟然下令斩了这两位名将。之后又调任大将哥舒翰镇守潼关，玄宗又是在形式好转的时候强迫哥舒翰进攻安禄山的叛军，哥舒翰大败被俘，之后被安庆绪所杀。
平定安史之乱的各位名将悲惨的遭遇就不再赘述，他们有的甚至在被杀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叛乱被杀。如果说是玄宗晚年的刚愎造成了这种现象，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之后的肃宗李亨统治朝臣的手段也是如此，哪怕在再之后的代宗想要解开这个死结，最终也是无可奈何。于是本该在三年之内就结束的安史之乱，又被这低效且复杂的政治体制又延长了五年，把整个唐朝拖入了藩镇割据的节度使时代，各位节度使为了自身的安全更加不愿意放出权力，皇帝的权力被彻底分散，唐王朝无可避免的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
三：诗人
在谈到唐朝的诗人之前，我们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诗」为什么在唐朝盛行？第二：文人到底有没有能力治理国家？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因为国家考试考这个东西，所以文人们都流行写诗。但这不代表诗写的好，就一定能当官，也就是说诗写得好跟能当官是两码事。
在唐朝，真正的考试考的是你写「策论」的能力，策论就是皇帝出一些题目，这些题目大多是国家基本情况，你要根据你的见识，写出来一篇自己解决办法，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读书人真材实料的方式。但是除了考策论之外，还有一项特殊的录取通道，简单的来说，类似于今天的特长生，而其中之一就是看你诗写的怎么样。
也就是说，写诗只不过是我们所知道的各位唐朝大诗人们一种走捷径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方式。因为只要是想靠写诗通向官场的，那正经的考试（策论）就一定考的不怎么样。就像现在的特长生，也许运动能力出众、也许其他技能出众，但学习能力，大概都是不怎么样的。
走捷径的人太多，写诗的风气被带了起来，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竟然塑造了一个中国诗歌盛行的时代。话说回来，看看那些当官的人诗写的怎么样就足以见识到唐诗之风：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刑部侍郎、封渤海县侯，死后卒赠礼部尚书）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监察御史、太子中允、尚书右丞）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国子监四门博士、太常太傅）
下面解答第二个问题，文人有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两个人的事迹讲清楚这个问题。
如果说非要找出一位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那可能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起码要选两位作为代表才可以，一位是李白，一位是杜甫。
这两位诗人从哪方面看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李白生性浪漫、甚至说大大咧咧也不过分，他的一生就像他的诗一样，跌宕起伏，他富贵荣华过（娶了有钱老婆），见过玄宗，而且当着皇帝的面耍过狂（力士脱靴），沦落过（因为弄不清形式，误入叛军）险些被杀，被流放到极其偏远的地方（随风直到夜郎西）。后来被赦免回家的路上，因为在船上喝醉酒，想要捞水中的月亮，掉入水中淹死。李白的一生真的就如同他的诗，大起大落，豁达而不羁，李白代表着唐朝最兴盛的那颗星。
杜甫，就是悲惨的代表，甚至他的一生都是颠沛流离，随着国家的动乱而漂泊不定。年轻时好不容易等来了一官半职，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改变中国千年历史的「安史之乱」，被胁迫着在甘肃、陕西、湖南之间流窜、极其狼狈。后来安史之乱结束，历经千幸万苦重新找到了失散的家人，刚进家门，就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因为营养不良刚刚饿死。后来定居成都，在朋友的庇护之下生活过的还不错，盖了一个草堂（茅草屋），所以后来杜甫被称为「杜草堂」。但不幸的是杜甫在成都朋友因为四川的叛乱被调任，杜甫又陷入了贫穷交加的状态之中，又开始他颠沛的生活，顺着长江漂流而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要回长沙老家，在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的诗，浅显易懂而深沉悲壮。在他请假回家的路上，路过皇家园地，也就是著名的华清池，听着里面载歌载舞，而园地之外竟然有人因饥饿死在路边，对于幽州安禄山的叛乱玄宗也充耳不闻，悲愤感慨之下杜甫写出了以下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他因为安史之乱被困在长安，曾经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如今长满的野草，因为联络不到家人儿女倍感思念，此刻才能明白为何杜甫说一封家书值万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回到上面那个问题，文人有能力治国吗？诚恳来讲，如果是皇帝需要的敛财、镇民，那或许是没有的，他们不是此类人。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态度看待事情，唐诗之中，大多并没有王侯将相，诗人们记下了自己的感受、自己对待事情的看法，以及自己爱国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一直听说，但又总也弄不懂的「人文关怀」。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人性，和对时代的同情，以及对当下发生一切的感知，这是那些只为了皇帝利益作为出发点的高层官员所做不到的，文人们，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国家。
盛唐？弱唐？我想，如果深入了解，其中强弱之分，其实讲的是自闭与包容。
獨立、自由、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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